曾作如是观

 

  

 

是什么样的拖延症能把个“萨金特的威尼斯”写成六篇博客呢？肯定是不一般的拖延症。叹。寒假又这样荒疏掉了，掐指算算，看了一套扬之水，一套三体，一套高居翰，两本达恩顿，还有文震亨等等，一共是20本，全都好看，全都与正事儿无干。眼看该开学了，收了闲心，把这萨金特结束了吧。 

萨金特的学生Evan Charteris撰写过一部萨金特传记（John Sargent，1927），里面的很多细节让人动容。比如一位模特这样描述与萨金特在1902年的那次合作：

“一次，他画我的手，我毫无感觉的在那坐了两小时（萨金特也找不到感觉）。突然，我下意识的手部交叉让他兴奋起来，他说：‘太好了，保持这个姿势，这样很自然。’然后我们就开始各自辛苦的工作——他挥洒他那充满魔力的笔刷，我则用坚韧的毅力努力克制自己的疲惫。多数时都很安静，只是偶尔萨金特会嘟嘟囔囔，有一次我听清他在说什么：‘要是 Gainsborough 就一定能做到的！要是 Gainsborough 就一定能做到的！’他工作时是如此的狂热而投入，如此有感染力。有几次这充满张力的气氛和自身的疲惫差点让我晕厥过去。画了两个小时结束时，他宣布手画坏了，然后毁了画作。” 

是的，我们看萨金特完成的画作，确有举重若轻之感，流畅轻松的笔触，准确生动的调子，时而的神来之笔，像音乐一样blingbling，一切宛若天成。可是在这后面，是海量的训练，将执笔之事训练成本能，同时，还有一个为完美而偏执的性格。早在萨金特的学徒时代，那些想让萨金特在他们工作室作画的人都会被警告：萨金特有几乎每画一笔都退到画布远处来看的习惯，所以对工作室的地毯是个考验。另外，当作画过程遇到困难时，他会咆哮着叫到：‘见鬼，见鬼！’然后把画布撕得稀烂。

可以想象，这样画了好几百张肖像之后，萨金特也腻歪了吧。他的学生说：

“萨金特对于当时时尚界的种种陷阱心知肚明。他长年累月呆在 Tite Street的工作室中，对商业社会的弊端一清二楚。他一次又一次地尝试逃避，在他的信件中，也曾多次表示活的很累。他看透了商业艺术强加给他的限制。画那些买主需要的，而不是艺术需要的，以及不可避免的讨价还价，在艺术家的个性和模特的要求之间不停的妥协，忍气吞声，讨好客户，在一段时间内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艺术的思考被完全阻止，画面的装饰也变成次要，萨金特内心对艺术的真诚终于使他对商业社会的规则忍无可忍，逐渐把工作重心移到自己的工作室上来。”

1900年以后，他对肖像画越来越厌倦，大约在1907年也就是51岁时，他基本上完全放弃了大型肖像画的绘制，代之以全心全意地去描绘风景。他少年时代就喜欢的风景，他跟着母亲画的那些水彩写生，在人生中经过了一次轮转，终于重新回到生活的中心。有研究者指出，向风景的回归恐怕也有虚荣心作祟：莫奈一直是他的好友，他也画过一些很莫奈的画作，甚至参加过印象派画展，但是印象派群体始终不接纳他。

 

（萨金特画的妹妹维莱特，风格很莫奈）

 

人总是这样，送上来的东西不稀罕，没有得到的才心心念念。萨金特一生获得荣誉无数，包括剑桥、牛津、耶鲁等名校的荣誉学位，这些他接受了；而1907年的爵士封号和1918年的英国皇家美术学院院长一职，他拒绝了。超出凡人的理解，他戴着正统的学院派大礼帽，却向往着波西米亚的破布衫。为了证明自己，他笔下的风景一派印象式的天光云影、水波潋滟。这些水彩风景与法国印象派绘画在表面上颇有相似之处，笔触放松，明度极高的颜料直接使用，让人感受到空气的透明、水的流动、阳光的分量。这些水彩画大受欢迎，凡有展出几乎就被一购而空。在“肖像画巨匠”的头衔旁边，是“水彩画大师”的新帽子。

 

（萨金特的水彩人物一样出色）

 

  

 

萨金特有关威尼斯的水彩画有好几百张。1903、1904年，他两度重回威尼斯。1906年母亲去世以后，他在意大利的旅行范围更加扩大，但是无论到哪里，威尼斯都是重要一站。呼朋引伴的威尼斯之旅到1913年结束。一战之后，为了安全，他将更多的旅行安排在美洲。而1922年好友Ralph Curtis逝世，也斩断了他与Palazzo Barbaro的联系。需要注意的是，萨金特的威尼斯水彩画很多没有署名、也没有日期，逸笔草草，很像轻松愉快的即时写生，完整性和商业性或许不是他的考虑。惟有看他的作品看得实在多了，方能如梦方醒地叫出来：“十年里他从这个角度画这个楼宇画了九次！”，“怎么又是这座桥！”“画面前景中还是贡多拉的尖端，天啊，他总在摇晃的船上画吗？”是的，我们只看到大师的才华，没有看到大师的执拗和追求。

他曾教导学生说：“要不断的做速写，画身边的一切，要保有一颗好奇心……观察无处不在，无论你在哪里，你的脑子始终记录着观察到的一切。持续观察你看到的所有东西，然后用速写来检验你的记忆。如此反复，直到他们印在你脑海中。用可以想到的任何方法来记录自然的复杂与美丽。记住，永远不要被有限的工具限制了思想。”

 

 

 

 

 

 

 

 

  

 

一个冬天都在看萨金特的画，现在春天到了，大师，请受我一拜。

 

  

98张萨金特的水彩画在此：http://alphatown.douban.com/widget/photos/1613806/

 

 

 

PS：复杂的是，萨金特的专家作家Charles Merrill Mount本身也是一个水彩画家，据说他用萨金特的风格画了很多张，甚至拷贝了萨金特的签名，这使艺术市场上萨金特的威尼斯水彩画有些混淆不清。

 

 本文写于2011年的春天。请勿转载。

 

 

 

 

 

 

如果问我哪个画家的生活最令人艳羡，我一定推举萨金特。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萨金特享受着一流肖像画家的美誉和收入。他的画风格稳健，形式上完整、感情上淡漠，在他的画面上，名媛淑女们有点甜又不过分，权贵绅士们很威严也很低调，正符合上流社会的品位。在他的客户名单里，包括爱德华七世国王、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坎特伯雷大主教、丘吉尔、洛克菲勒、范德比尔特等著名人物。每幅油画肖像的价格为5000美元左右，约等于现在的13万美元。有的美国客户财大气粗，付他来往大洋两岸的邮轮费用，还有住高级酒店的费用。有的客户和蔼可亲，将他请至家中作画。也有的客户不远千里万里，来到伦敦他的画室，这里像当代的摄影棚一样，有布置好的几个区域可当“背景”。萨金特“服务态度”很好，一边画一边尽量让客户放松，主要方法是聊天，次要方法是弹琴——在画室里，他预备了一架钢琴，据说萨金特在音乐方面的造诣仅次于画艺。顺利的话，客户来画室六次即可，不过萨金特精益求精，客户来十几次的现象也是有的。每幅完成的肖像，萨金特都亲自挑选画框，如果可能，还要去客户家里帮助挑选挂画的位置，非常周到。

 

 （萨金特画室的照片，可以看见左侧那架钢琴。）

 

 （萨金特笔下的大富豪洛克菲勒） 

 

除了功成名就的一面，他的生活也难得地井井有条。我喜欢他对待家人和朋友的态度，他像个地道的意大利人，顾家，喜欢热闹。父亲病故前他用了很多时间进行伴护，母亲逝世时他在美国、第一时间赶回来料理后事。对两个妹妹非常尽责，经常带妹妹一家旅行，妹妹的孩子更是视为己出、为他们画下大量肖像。对待朋友，他像春天般温暖，常去朋友家小住，旅行时总是呼朋引伴，自己家中也总是门庭若市。所以，尽管终身未婚，他的生活并不寂寞。

 

（父母在尼斯的住处，妹妹维莱特在早餐桌边。）

 

（出国旅行时与妹妹、朋友们在一起，在租住的庭院中。）

 

（他画下了在伦敦郊外与朋友们共度的假日。）

 

 （他笔下的莫奈夫妇，印象派大家莫奈是他的朋友，正在作画）

 

（一群围着克什米尔羊毛披肩的女孩，其实都是以妹妹的女儿为模特的。）

 

此外，在他那个时代，没有哪个画家去过的地方比他多，他是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更重要的是，在最美的地方、最美的山水面前，他始终预备着画具，可以从清晨一直画到黄昏。

 

 

 

 

 

（旅行时住的小旅馆也进入画面）

   

甚至，我羡慕他离世的方式。那一天，他工作了数个小时，与朋友攀谈，去妹妹家吃晚饭。然后回到自己的住处，打开台灯，摊开一本书。第二天早上仆人发现，灯还亮着，69岁的他在睡梦中辞世。

 

（1924年的萨金特）

 

 

 

更多萨金特肖像画请见这里：

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42127353/

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42094658/ 

 

 

未完待续

 

 

 

 

 

 

 

 

 

萨金特最早的威尼斯之旅始于何时？一般传记提及1870年，那一年他14岁。比较确凿的证据是他1874年写给堂兄的信，显示出他对威尼斯已经非常熟悉。在漫游的一生中，萨金特一次次重回威尼斯，画下了它冬日里的阴沉和夏日里的阳光，也画下了它华美而倾颓的建筑、热情又寂寞的人群。与一般前往威尼斯采风写生的画家们不同，萨金特谙熟意大利语，混迹于当地人中毫无障碍，能够自由自在地穿行于穷街陋巷，捕捉某个身影、某个眼神、某个场景。最重要的是，萨金特真心喜爱威尼斯，他的画中没有游客习气，广场、教堂、运河那些“到此一游”式的画面不是他的追求，他要深入的是威尼斯人的日常生活，是威尼斯人的心灵深处。正是因此，萨金特笔下的威尼斯，是得到了威尼斯人承认的威尼斯。

 

在萨金特的早期画作中，画于1880-1882年间的“威尼斯研究”非常令人瞩目。大约在1880年9月中旬，萨金特与家人一起来到威尼斯，并将画室设在了Palazzo Rezzonico，这是一栋传奇的建筑，大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的儿子是房东，他将房间租给了很多艺术家，另一位美国画家詹姆斯·惠斯勒就在这里住了一年。

 

 

（Palazzo Rezzonico）

 

 

（萨金特画下了大厦的侧面。Venetian Canal, Palazzo Corner，1880）

 

 

在家人离开后，萨金特一直住到了1881年的2月或者3月，他搬到圣马可广场附近，靠近钟楼的地方，有趣的是，在下面这幅画中，带有钟楼的教堂并不是画面的重心，运河台阶上两个籍籍无名者吸引了全部视线，是的，这就是萨金特取材的独特之处。

 

 

 

（Campo dei Frari，Venice，1880） 

 

1882年8月，萨金特应远房堂兄Ralph Curtis的邀请再来威尼斯，为堂兄的母亲画像。富有的柯蒂斯一家住在Palazzo Barbaro，一幢靠近大运河的哥特式建筑。从此，这里成了萨金特每次来威尼斯的落脚处。1898年，萨金特为他们全家画了幅油画，左边的是新婚的堂兄和堂嫂，右边是堂兄的父母。可是这幅“全家福”被柯蒂斯夫人拒绝了，一则她认为萨金特把她画得太老，二则儿子那半靠半坐的姿态不够绅士。不过，我们可以从这幅画里看到他们家的舞厅有多豪华。

 

 

 

（An Interior in Venice，1898）

 

 

 

 

（Portrait of Mrs. Daniel Sargent Curtis，1882）

 

  

1882年12月份，在柯蒂斯一家离开后，萨金特依旧留在威尼斯，只不过换了个新的住处。在写给柯蒂斯夫人的信中说：“如果您留在这里，您将会看到当雪覆盖了屋顶和阳台，威尼斯人看起来多么不同寻常。天是灰色的，运河是浑浊的绿色，不是不像豌豆汤，与夏天里清汤似的运河截然不同。”

 

 

（Venice in Gray Weather，1880-1882）

  

“威尼斯研究”的画作，有夏末初秋的场景：串珠女郎在露天巷子里工作，门廊里两个女子边走边聊天，一个卖洋葱的女孩站在一幅绚烂的画旁边，井边两个女人在打水，一群妇女刚刚离开教堂……她们中的绝大部分，穿着白色长裙，披着带有流苏的黑色披肩，配白色袜子和黑色皮鞋。冬季场景更为阴郁，湿漉漉的灰色的城市景致，特别是窄巷中的男男女女，不知他们是什么关系，因此更令人好奇。

 

 

 

（The Bead Stringers of Venice，1880-1882）

 

 

 

（Venetian Interior，1880-1882）

 

 

（Venetian Onion Seller，1882）

 

 

（Venetian Water Carriers，1880-1882）

 

 

（A Street in Venice，1880-1882）

 

 

（Venetian Street，1880-1882）

 

（Street in Venice，1882）

  

冬季街景中暧昧的男女关系让我不能不联想到萨金特本人的私生活。就在1882年，流言说萨金特与夏洛特陷入爱河。夏洛特（Charlotte Louise Burckhardt）是富家女，萨金特前一年为他父亲画了肖像，这一年则画了她手持玫瑰的形象，在巴黎的沙龙大展中广受好评。据说在夏洛特母亲的怂恿下，曾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但是终于在1883年告吹。尽管如此，萨金特依然是他们一家的好朋友，为家族里每个人画有肖像，甚至为夏洛特的爱犬也画了一张。其中，夏洛特与母亲这一张特别好看。夏洛特于1889年嫁给了别人，不久逝世。而现在一般研究萨金特的学者都知道，萨金特是终身未婚的同性恋者。那么，1882年阴郁的威尼斯、看不懂的男女关系，会不会是他本人的内心投射呢？

 

 

 

（Lady with the Rose，1882）

 

  

 

 

 

 

  

从父母那里继承了波西米亚式的游历习惯。在威尼斯之前，萨金特还有自己的卡普里、西班牙、葡萄牙、北非和荷兰。

1878年夏，萨金特一人前往卡普里，画下了以Rosina Ferrara为模特的系列画作。罗西娜当时17岁，有着惊人的“希腊-阿拉伯式”美貌，以这个黑皮肤的缪斯为模特，萨金特至少画了12幅。（罗西娜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给大量画家带来了灵感，最后嫁给了一个美国画家，在纽约善终。）

 

Capri，1878

View of Capri，1878

 

Rosina，1878

Stringing Onions，1878

Capri Girl，1878

Staircase in Capri，1878

Head of Ana-Capri Girl，1878

 

 

1879年秋，萨金特和两个朋友去西班牙写生。两件事占据重要位置：临摹委拉斯凯兹的画作，研究西班牙音乐。他入迷地描绘西班牙舞者，这些研究会在数年后形成那副叫作El Jaleo的名作。

 

Spanish Gypsy Dancer，1879

Spanish Dancer (woman)，1879-1882

 

 

1880年春天，葡萄牙和摩洛哥。他画下了白墙、贝都因妇女、阿拉伯集市。同年夏天，去尼德兰，“发现”了荷兰画家哈尔斯（Frans Hals ，1580-1666），临摹了一些画作。秋天与全家汇合，在威尼斯住了下来。有了这些“序曲”，威尼斯系列即将开场了。

 

A Street in Algiers，1880

Bedouin Women，1880

Arab Street Scene，1880

 

 

 

题图：Fumée d'Ambre Gris，1880

 

 

 

（未完待续）

 

 

 

 

  

 

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1856年1月12日出生于佛罗伦萨。父亲菲兹威廉·萨金特（FitzWilliam Sargent，1820-1889）是美国费城一位眼科医生，母亲玛丽（Mary Newbold Singer，1826-1906）是费城一位皮革商的独生女。1853年，他们的头胎女儿在两岁时夭折，玛丽精神崩溃，为了康复，夫妻二人于1854年来到欧洲。萨金特出生的次年，夫妻二人又在罗马迎来了女儿艾米丽，随后，37岁的菲兹威廉永久辞去了在费城医院的职位，接受妻子的恳求留在了欧洲，靠一点遗产、一点积蓄生活。他们又陆续生了三个孩子，玛丽、菲兹威廉和维莱特，玛丽和菲兹威廉都是未出童年即告夭折，因此父母所生的六个孩子中，只有约翰、艾米丽和维莱特活了下来，而且艾米丽有脊椎疾患。母亲玛丽为了抵御一次次子女夭折的哀痛，病态地希望过一种“游牧”式生活，父亲从全家健康的角度考虑，也同意追逐阳光或躲避酷暑。因此，这一家人几乎是不停息地在欧洲游荡，以罗马和佛罗伦萨为根据地，然后根据季节变化辗转于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英国、奥地利和西班牙。

 

 

 

萨金特所绘父亲肖像  （Dr. FitzWilliam Sargent，1886）

 

 

 

萨金特所绘母亲肖像  （Mrs FritzWilliam Sargent，1887）

 

  

萨金特所绘大妹艾米丽肖像 （Emily Sargent，1877）

 

  

萨金特所绘小妹维莱特肖像  （Violet，1881）

 

 

萨金特的父母都具有艺术天赋，父亲喜欢音乐，母亲热爱绘画，一家人不断参观欧洲各地的博物馆和教堂，给了萨金特很好的艺术启蒙。同时，浪游生活需要频繁更换本地保姆，又使萨金特不费气力地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这样一种居无定所的生活使得萨金特从来没有从哪所学校毕业过，还好父亲是个好的家庭教师，在音乐、文学、语言诸方面，萨金特比同龄人更为优秀。

 

 

在美术方面，父亲精于医学绘图，母亲是个业余画家，萨金特有很好的遗传基因。从资料里看，萨金特6岁就开始画画，10岁已经跟母亲一起画水彩写生了。少年时代的萨金特非常喜欢描绘海景和船舶，以致于父亲期望他长大以后能在海军里谋个职位。12岁时，母亲认为应该发展萨金特在美术方面的天赋，“或许他能成为一个小小艺术家”。为此，他进入罗马的风景画家卡尔·韦尔施的画室，临摹了一些水彩画。（韦尔施虽然住在罗马，却是拥有德国国籍的美国人，与萨金特父母皆属于“欧洲美国人”的圈子。）

 

 

萨金特大约12岁时的素描

 

 

1873年，萨金特17岁，先是进入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学习，但是对课程不满意，因此前往巴黎，得以进入法国画家卡罗勒斯·杜兰（Carolus-Duran）的画室学习。杜兰是当时正在崛起的肖像画家，对学生要求严格，油画技法独树一帜。在此前，萨金特偏爱风景画，习作本子里充满了山峦、海景、建筑。在进入画室后的头三周里，萨金特终于完成了毕生第一幅头像。

 

  

（Man Wearing Laurels，1874-1880）

 

1874年，萨金特考入巴黎艺术学校（?cole des Beaux-Arts），在162名竞赛者中位列第37名。为了全面提高技巧，除了学院和杜兰的工作室，他还另外注册了几个画室的课程，每日挥笔不停，连假期也不例外。到1877年巴黎艺术学校竞赛中，他的排名已经升为第二名，这是非法国籍学生取得的最好成绩。

 

大约在1876年，萨金特参观了莫奈的画展，并结识了大师罗丹。印象主义对光影的表现无疑给了他很大启发。1878年所绘制的Oyster Gatherers of Cancale，可称为“向印象主义的致敬之作”。需要注意的是，这幅画看起来浑然天成、非常轻松，只有看到此前的大量素描和草稿，方能领悟萨金特的成功秘诀：天道酬勤。

 

  

 

1879年，萨金特23岁，获得老师杜兰的恩准为其画像，这幅画用去了萨金特一年的时间，完成后参加沙龙展览，再度获得画坛的喝彩。这幅画既是萨金特的出师之作，也是萨金特的自我广告——从个人兴趣来看，他更喜欢风景画；可是，从谋生的角度看，显然肖像画更有“钱途”。

 

 

 

（Carolus-Duran  2nd painting  1879）

 

 

未完，待续。

 

题图：  A Parisian Begger Girl，1877-1878

 

 

 

 

 

 

有的时候，我庆幸自己错过了西方艺术史这个“专业”，因为随着年齿渐长，我日益发现艺术史中的傲慢与偏见较之其他专门史尤甚。举例来说，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西方才重新评价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1856—1925）——1979年经过《约翰·辛格·萨金特与爱德华时代》的巡回展出，专家说：“萨金特被认为是较出色的艺术家，这比人们所预料的声誉明显地提高了。”

一般而言，穷困潦倒的艺术家、别出心裁的艺术家、荒唐浪漫的艺术家、未得善终的艺术家在艺术史的“故事叙述”部分更容易出效果，而像萨金特这样在世时名利双收、将相当才能用于描绘有钱人肖像并且一生维持着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的人，往往只能挣得一个“画师”的评语，湮灭艺海。

萨金特如果后悔的话，首先该怪自己出名太早，21岁便参加了沙龙画展，22岁时以Oyster Gatherers of Can?ale再度参加沙龙展览，那惊人的熟练技巧、用一种速写式的闪烁笔法绘出了强烈的光感，不能不让人嫉妒。其次，该怪自己挑战了资产者的道德趣味，1884年画展上的Madame X，那滑落的钻石肩带引起公愤，他的肖像订单大幅减少，不得不离开巴黎移居英国。第三，该怪自己生活在保守的英国，却有着“野性的法国人”的风味，可是他的朋友莫奈拒绝他加入“印象派”，那些属于法国印象派的逸笔草草，又不被英国人所承认。第四，该怪自己拒绝了英王的爵士封号，总算走上了肖像画的正途并且广受欢迎，而且也被吸纳为英国水彩画协会会员、苏格兰皇家画院院士，却在1907年拒绝了英王的爵士封号，因为他深信自己是个“美国人”，真是不识抬举。第五，该怪自己太勤奋，他一生画了2500幅作品，不能维持艺术市场上的“稀缺”原则，让掮客们无从炒作，也让史家有理由说他“画得太快”。第六，该怪自己合盘托出，其实他是如假包换的完美主义者，不断起稿、修改，一副画像画上多遍是常事，“Mrs. Hammersley”画了至少十六遍，由于画室学生都深知他辛辛苦苦的作画方法，他失去了“天才”的光晕。最后，该怪自己“晚年转型”，因为厌倦了商业性质的肖像画，大概在51岁时完全放弃了订单，生命最后的20年，他刻苦研究壁画艺术，为波士顿图书馆、波士顿美术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等机构制作大型壁画，未及完成便告辞世。

实话说，相比于那些有钱人肖像，我更喜欢他30岁以前那些威尼斯街景、还有晚期那些阳光灿烂的水彩画。1882年，他画了15幅肖像画，其中包括著名的The Boit Children，同时画了24幅非肖像画，大部分是威尼斯街景。那一年的威尼斯，流行着白色裙子配黑穗披巾，无端地有些抑郁、有些诗意。

（由于图片太多，未完待续）

题图：Oyster Gatherers of Can?ale

 

 

我们现在看到的传世之作、经过修改的Madame X

 

 

原来的这张画，注意滑落的右肩带。

 

 

萨金特在画室中，陈列的是改好的《X夫人》。

 

 

24岁时的萨金特，丰神俊朗。

 

 

17世纪著名荷兰画家约翰内斯·维梅尔（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有一副重要作品：《在一扇打开的窗户前看信的年轻女子》，画面上有一只盛着一堆水果的中国瓷盘。从质地上看，这只盘子是景德镇出产的青花瓷器；而从形制上看，它是荷兰人称之为“klapmuts”的大汤盘。欧洲餐桌礼俗，禁止举起汤碗，因此需要为汤碗配一只大汤匙，但是如果在普通的中国汤碗边缘放一把欧洲勺子，因为碗边过高、重心不够低，无法平衡汤匙手柄的重量。因此，扁平的klapmuts有很宽的边沿，可以顺利地放置汤匙。历史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专门为这幅画里的klapmuts写了整整一章，指出在维梅尔的时代，画中的这种大汤盘是专门从中国定制的瓷器，十分罕见并且昂贵。更重要的是，以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营的中国外销瓷为切入点，可以以小见大地反应全球化贸易的兴起。

 

 

 

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即瓷国，因此代表中国形象的瓷器亦可称为“中国名片”。早在东汉时期，中国就在浙江上虞制作出瓷器。唐代，中国瓷器沿着陆路和海路传播到朝鲜、日本、东南亚、阿拉伯半岛和非洲。宋代，赵汝适撰写的《诸蕃志》，记载有近20个国家与中国交易瓷器。元代，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受到广泛的欢迎，在某种意义上，元青花本身就是一种“外销瓷”，因为钴料是从中东进口的，纹饰和颜色也符合伊斯兰文化的要求。以西亚的阿拉伯为中介，13世纪时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开始做瓷器生意。13世纪末，马可·波罗从中国带了不少瓷器回国，他告诉西方人，在中国城市的街头，只用微不足道的4个银便士，就能买到3个蓝白色的瓷碗，而在当时的欧洲，中国瓷器是绝对的珍稀商品。

 

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葡萄牙人通过宁波等沿海城市进行瓷器的非法贸易。为了满足里斯本市场的需求，使中国瓷器更符合欧洲人的审美习惯，葡萄牙人最早采用了订货的方式，向中国商人提出款式、花色和装饰等方面的要求。据记载，1541年一件装饰着葡萄牙王室纹章的景德镇瓷器相当于几个奴隶的价格。

 

真正使中国瓷器在欧洲传播的是17世纪的荷兰人。1602年，荷兰人俘获了葡萄牙的圣雅戈号武装商船，船上载有28箱瓷盘和14箱小瓷碗，这是荷兰公众第一次邂逅大批量的中国瓷器。1604年，荷兰人又捕获了葡萄牙大帆船凯瑟琳号，船上装载了近60吨、10万件瓷器，这批货物在阿姆斯特丹拍卖时，购买者从全欧洲蜂拥而至，包括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160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发出了一张购物清单，包括50000只黄油碟、10000只盘子、2000只水果盘、还有1000只盐钵、1000只芥末罐、1000只宽碗、1000只大盘，再加上数目不详的水壶和杯子。这家新兴的公司拥有650万弗罗林资本，实力雄厚。尽管以中国人的观点看，专为外国人生产的外销瓷太厚、画工粗糙、装饰图案粗疏、式样古怪，但是它比欧洲的陶器品质好了太多，最关键的是：欧洲工匠尚没有能力制瓷。因此，从1602至1682年的80年间，“海上马车夫”一共装运了1200万件中国瓷器。以1680年在荷兰出售的1500只小茶罐为例，利润高达令人咋舌的801%。有人慨叹说：“中国瓷器是多么可悲的奢侈品！一只猫用它的爪子一拨，比好几百亩土地受了灾还糟。”

 

 

在欧洲，中国瓷器这一名副其实的奢侈品，受到王室贵族的青睐。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就曾购入大量东方瓷器。路易十三的首相黎塞留藏有400多件瓷器，他的继任者马萨林也是中国瓷器的痴迷者，至今还有一类青瓷花瓶被称为“马萨林青”。1670年，路易十四动工修建凡尔赛“瓷宫”——特里阿农宫，不惜重金大量购入中国青花瓷和五彩瓷，为了支付购买瓷器的费用，他还在1689年下令，将王室所有的银盘回炉。可以与他媲美的是萨克森选帝侯“强者奥古斯特”，为了得到邻国普鲁士国王威廉的一批中国瓷器，不惜用一支600人的萨克森龙骑兵队与之交换，这其中有18个大花瓶，从此这类花瓶被称为“龙骑花瓶”。1717年，“强者奥古斯特”还在德累斯顿的茨温格宫内建了陶瓷馆，迄今，该馆收藏有近万件中国17、18世纪的外销瓷。

 

同样因其珍贵，许多瓷器并未用作餐具，而是被用作装饰品，比如荷兰人用瓷器装饰桌子、展示柜、甚至门楣。还有更加匪夷所思的用途，比如把笔筒当作冰桶，把鱼缸用作花盆，把花瓶改成茶壶，把胆瓶改成牛奶罐。1635年，荷兰商人第一次把欧洲市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宽边碟、水罐、芥末罐、洗脸盆等器物做成木制模型带到广州，再请景德镇的艺人按模型做出瓷器，由于工艺难度比较高，所以价格也更为昂贵。1643年，荷兰人首次向中国订购了25000只茶杯，与中国用于饮茶的杯子大异其趣，荷兰人给茶杯设计了把手，在装饰上也更多地使用欧式绘画。有意思的是，维梅尔画中的那种klapmuts，虽然是中国专为外国人“来样加工”的外销瓷，却在江西一位省府官员的墓葬中出现。卜正民提醒我们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聚合现象：欧亚大陆两端上的上层阶级都在购置克拉克（carrack）瓷器，中国人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异国风情，而欧洲人则以为它是中国的国粹。

 

 

 

18世纪，全欧洲盛行“中国风物热（china-mania）”，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大量外销，这使中国拥有占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银。在瓷器贸易方面，继荷兰之后，英国后来居上。著名作家丹尼尔·笛福讽刺说：“缺少中国花瓶的房子不能成为一流的房子”。根据统计，1720-1770年间，英国商人将大约3000万件瓷器输入英国。1774年的《伦敦指南》记载，伦敦至少有52家专门经销中国瓷器的商店，接受对瓷器装饰有特别要求的订货，店主被称为“瓷器人”（China-man）。在这一阶段，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使外销瓷呈现出更为杂糅的特点，最具典型性的是“广彩”。清代《景德镇陶录》记：“洋器专售外洋者，商多粤东人，贩去与洋鬼子载市。式多奇巧，岁无定样。”所谓“广彩”始于清代康熙晚期，由于清政府规定外国商船只能停靠广州码头，于是大批的瓷器商人在广州云集。为了节约成本和更加适应欧洲市场品味，他们在广州培养了一批专画西洋彩绘的艺人，把从景德镇购买的白胎运到广州画上粉彩，然后开炉烧制，从广州出口。“广彩”融合中西，既有中国传统彩绘艺术的风格，又吸收了欧美的艺术精华，成为清代外销瓷的主力产品之一。

 

就外销瓷上的符号内容来说，有传统的中国题材，比如刀马人物、山水风景、折枝花鸟，传说顺治皇帝酷爱西厢记，所以西厢故事在顺治以后也成为外销瓷上的热门题材。同时，外销瓷上更不乏典型的西方题材，比如英国人设计的Fitz Hugh系列的青花瓷，美国总统华盛顿在1786年就收藏了一件画有美国鹰的Fitz Hugh样式的瓷盘；又比如各类纹章瓷，像著名的共济会在1790-1815年间定制的瓷器，上有复杂的图案，包括方矩、圆规、所罗门圣殿的柱子等经典西方符号。但是更多的外销瓷具备中西杂糅的特色，比如类似中国胖小子的天使、酷似送子观音的圣母马利亚、非常洛可可的“南京式样”园林风景，尤其是只供外销的“满大人”题材。“满大人”一词源于乾隆晚期，是西方人对清朝各级官员的尊称。人们将描绘清朝官员的外销瓷纹饰统称为“满大人”。这类瓷器的构图大多是在庭院之中，一面临水，有远山果树，戴红缨帽的“满大人”膝下有幼儿撒欢，身边有妻妾围绕，其乐融融，反映的是西方人对于中国官员生活的想象。

 

中国的外销瓷研究始于解放前，陈万里、韩槐准、夏鼐等老一代学者奠定了基础，在改革开放以后学者们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以外销瓷的窑口、种类、路线、原因、影响为核心，召开学术研讨会，发表了上百篇论文，还有硕、博士论文涉及这个领域。但是客观而言，由于大量的外销瓷藏于国外，而且属于民窑体系的外销瓷素来不为推崇官窑的国人所重视，因此最为精深的外销瓷研究依然出自外国学者和鉴赏家之手。近年来，随着荷兰人倪汉克先生向上博捐赠90余件明清外销瓷，以及多家拍卖行的外销瓷专场拍卖，外销瓷的介绍和研究也在呈现勃兴之势。值此之际，南昌大学教授、长期旅居美国的外销瓷收藏家余春明先生所撰写的《中国名片：明清外销瓷探源与收藏》便显得弥足珍贵了。该书以介绍外销瓷的历史、种类、生产、运销为主，又用了大量篇幅研究外销瓷的纹饰，以及各种纹饰所代表的意义，既有史学视野，也有市场经验，图文互证，时有洞见。

 

外销瓷研究博大精深，综合工艺美术史、交通史、贸易史、考古、鉴藏、风俗、美学等学科门类，尚有掘进的余地。余春明先生的关注点在于海上瓷器之路，其实瓷器的陆路运输亦颇有可观之处。恰日前翻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略可补遗：“鞑靼、女真诸部及天方诸国贡夷归装所载，他物不论，即以瓷器一项，多至数十车。余初怪其轻脆，何以陆行万里，即细扣之。则初买时，每一器物纳沙土及豆麦少许，选数十个辄牢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则豆麦生芽，缠绕胶固，试投之牢确之地，不损被者，始以登车。临装驾时又从车上掷下数番，坚韧如故者，始载以往，其价比常加十倍。”

 

 

        题图：萨金特的油画，请注意大厅里对称放置的一对中国大花瓶，目前，这对花瓶也在美术馆一起展出。

 

 

 

 

        本文已发表于南方都市报，请勿转载。

 

 

 

  

 

   

       初冬小恙，养疴习静，放下高头讲章，架上抽出黄裳先生的《来燕榭书跋》，套用黄氏说法，“漫览一过，心目俱爽”。中华书局的这一版是增订本，紫色布面精装烫金银，内有彩色书影，配上黄裳先生的灿然文笔，真是文图俱美，精雅可爱。我不算典型“黄迷”，对版本学和古籍收藏更是所知有限，看此书看出一介才子对妻子的款款深情来，却是意外之喜。记得黄永玉说黄裳“心胸是一件事，博识是一件事，多情又是另一件事”，老友确评，大可玩味。
　　
　　黄裳先生斋名“来燕榭”，命名缘由说法不一。一说是他从地摊寻来一组闲章，其中有“来燕榭”一方，篆文灵巧，似出高手。一说是他旧日游嘉兴，见一景题此名，心生欢喜。还有一说是他家屋后有大榆树，下覆燕子窠，因此得名。其实，无论哪种说法，最隐秘的一点在于：黄裳夫人的姓名里有个“燕”字。

 

     

 
　　
　　钱锺书先生曾戏赠黄裳一联，“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上一联的掌故是说黄裳在琉璃厂买到一册《痴婆子》钞本，此乃著名色情小说，他去清华园访问钱锺书时谈起此事，被钱锺书大大取笑一通。而下一联的内幕是四十年代电影演员黄宗英有“甜姐儿”之称，黄裳与黄宗英的哥哥黄宗江是少年同学，黄裳对“小妹”的倾慕尽人皆知。虽然有如此一段“文坛佳话”，但是难掩黄裳夫妇伉俪情深的事实。
　　
　　《来燕榭书跋》的主体是得书始末、版本品评、异文考订，却又不乏书林掌故、知己往还、旧游踪迹，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札记体例，任笔所之、自由自在，一些“闲笔”颇有晚明性灵文学情致。黄裳与“小燕”（有时亦作“小雁”）的故事，每每隐于闲笔之中。譬如1950年的一条：
　　
　　“月前余偕蕙游杭，宿湖壖二日。荡浆西泠，拈香灵隐，更遍访清河坊书肆，搜得古香楼藏旧钞本《续通鉴长编》及黄氏琴趣轩钞本《钱塘遗事》，携书归来，夜饮楼外楼中，微醺后荡浆归寓。煮茗对坐，展卷并读，蛾眉促坐，灯前尔汝，大似姜白石诗中意境，念之不忘。”
　　
　　此条尚未出现“来燕榭”，对方名字也还是一个“蕙”字，想是初恋时期。此后数年，屡有“与小雁添香并坐，漫读数诗”等语。1954年七月一条记载：
　　
　　“前日携小燕去吴下妇家……饭后趋车循山塘至虎丘，月黑而繁星满天，与燕品茗致爽斋后，小风徐来，细数银河牛女。九时许扶之下山，初月红如朝暾，剑池侧寂无一人。念苏子瞻承天寺夜游小记，此境约略近之。”
　　
　　当年十月，二人新婚燕尔去北京渡蜜月，同观画展、并访书肆，又有一段借书跋表现的欣悦之情。
　　
　　有关夫人家世，《来燕榭书跋》也有言及，小燕的曾祖父朱为弼是浙江平湖人，进士出身，历任兵部主事、河南道监察御史、顺天府府丞、太常寺卿、漕运总督等要职，清操自守，颇有政声。黄裳收《孤儿编三卷》前有朱为弼序，因此“益增爱惜之念”。
　　
　　《来燕榭书跋》中，落款为“小雁”、“小燕”、“吴门小雁”、“小燕吴痴”、“黄裳小燕”和“黄裳小雁”的，在在处处，给人的印象是“展卷并读”的“神仙眷侣”。不过，据黄裳女儿容洁的回忆文章，母亲小燕这个高挑的江南美人，爱时髦，爱干净，爱读闲书，可是“父亲与母亲的共同爱好不多”，二人吵架也有吵得凶的时候，十有八九是为了黄裳的集书之癖，“只要旧书店老头来敲门，一声‘黄先生’，家里的钱就不见了，明朝有没有钱买菜也是不要紧的。”黄裳先生在一本本珍藏上签下妻子名字时，恐怕也是有丝负疚之情的。
　　
　　1997年，夫人罹患胃癌，在瑞金医院一住十个月，每天花费近千元，泰半需要自费。年近八十的黄裳卖掉了他的旧书集藏和收集了半辈子的名人墨迹。与此同时，他在整理《来燕榭书跋》，于后记中写下：“湖上吴下访书，多与小燕同游，札尾书头，历历可见。去夏小燕卧病，侍疾之余，以写此书跋自遣。每于病榻前回忆往事，重温昔梦，相与唏嘘。今小燕长逝，念更无人同读故书，只此书跋在尔。回首前尘，怆痛何已。即以此卷，留为永念，以代椒浆之奠云尔”。读书读到这里，惊觉是部悼亡之作，真是低回不已。
　　
　　2009年嘉德秋拍，齐白石的一幅“红荷鸳鸯”立轴拍出了291万，该画是1954年黄裳新婚之喜，他的好友谢蔚明专程到寄萍堂上谒见大师所求之画，上有“黄裳先生、小燕女士佳期，九十四岁白石”的题款。斯人已逝，书都散了，还有什么是不能散去的呢。又据说，有黄裳先生题跋的书都能卖到二十几万了，有此实力的藏书人不知能不能在累累朱印中发现“小雁”那一方。我想，只要那些书能流传下去，一个书痴的爱情纪念总是会被人纪念的吧。

 

        

 
　　
　　
　　
　　
　　

 

 

2011年7月5日，美国艺术家塞·托姆布雷（Cy Twombly）去世，享年83岁。《纽约时报》、《卫报》等重量级媒体迅即发布了悼念文字，一个纪念风潮正在全球范围展开，而普罗大众却难免瞠目结舌：谁？谁是塞·托姆布雷？

在某种意义上，托姆布雷的神话印证了当代艺术名利场的一条铁律：高寿的隐士才是笑到最后的赢家，他的一生的确是越到最后越精彩：2001年获得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2005年早期画作“纽约市”在苏富比拍卖出了约合6400万人民币的高价。2007年一名30岁的法国女画家“因受艺术的感染”而亲吻他的画作，由此引发的官司被传为“艺苑美谈”。2008年英国泰德美术馆为他举办终身成就展。2010年82岁高龄的他受邀为卢浮宫绘制了天顶画。

如果回到50年前，托姆布雷是被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和 加斯帕·约翰斯（Jasper Johns）遮蔽住的“新抽象表现主义”三人群体中的“第三个影子一样的人物”。狭义上的抽象表现主义是二战后以纽约为中心的、也是第一个由美国发起的先锋艺术运动，它的代表人物杰克逊·波拉克（Jackson Pollock）是托姆布雷青年时代的榜样，波拉克站在画布上将颜料直接滴洒泼溅，将体验性、偶然性和物质性融为一体。可是在劳申伯格看来，固守于平面绘画的波拉克还是太保守了，1955年劳申伯格在自己的床上涂洒颜料，这个名叫《床》的“混合艺术作品”挑起了轩然大波。他的同性恋伙伴约翰斯也不输人后，国旗、地图、标靶、数字，诸种象征符号以及混合媒介的运用有将前卫进行到底的姿态。托姆布雷与他们二人交好，但是低调得多，50年代初期他甚至拒绝了著名的“艺术学生联盟”为他举办个人画展的提议，他说，他还没有准备好。

在先锋群体中，托姆布雷有着不太寻常的“命运”，1957他在意大利邂逅了未来的妻子、女画家塔蒂娜·弗朗采特（Tatiana Franchetti），她来自于意大利一个以赞助艺术家而著名的传奇家族，自此以后，托姆布雷选择定居意大利，过上了富裕而舒适的“隐士”生活。在60年代的激进氛围里，这样的生活是被人羡慕嫉妒恨的。Vogue杂志专门报道了“托姆布雷先生”的阔气生活，附上了他那优雅的罗马公寓的照片。在同时，托姆布雷的画展遭遇惨败，评论家不厚道地说：“那儿有几滴颜料、几滴飞溅颜料，偶尔有根线条……总之，啥也不是。”这场打击十分沉重，托姆布雷在后来的几年很少作画，他学会了更全面地“退隐”，对自己的作品不置一词，对批评家的评点不屑一顾，对任何形式的公开宣传能免就免。

所谓福祸相倚，在隐居中他找到了自己的缪斯、发展出自己的风格。他的缪斯是文学，是亚历山大·蒲伯翻译的《伊利亚德》，是里尔克对于玫瑰的吟咏，是艾略特的《荒原》，是庞德的意象主义诗歌。而他的表现方式又是如此“自我”，巨大的尺幅，潦草的笔触，流淌的颜色，重复的线条，涂鸦的词汇。就这样，他成了后现代艺术的集大成者，抽象表现主义、极简主义、概念主义、波普和涂鸦，这些元素被他兼收并蓄重新组合，铸就了讣告上的那一句：“20世纪战后最具世界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

后现代艺术最吊诡的地方是，出发点是对经典的颠覆，终点却抵达了新的经典。故作玄奥的评论家们已经发展出种种晦涩的说辞，诸如“他的作品的起源，是由个体与历史的最初的忧郁而决定的，这种情愫，源于对神秘的解构。在这个框架下，加工过程和任意挥洒，都是绘画形成的物质性特性，解释并描绘了一种想像的现象学。”其实哪需如此复杂，且看他在卢浮宫的那副巨作吧：在3750平方英尺的广大蔚蓝底色上，飘浮着灰白、蓝绿色的团块，另有希腊雕塑家的名单以稚拙的笔触展现在画面边缘。是的，艺术是直指人心的，即便是涂鸦艺术，也可以如此庄严、宁静、恢宏而古典。如果有天堂的话，天堂会不会是他笔下的这般模样。12岁开始习画的他，在天堂里也还是会继续涂鸦吧。不是每一个涂鸦者都有机会成为托姆布雷，在1995年的一次展览中，策展人觉得有必要提醒观众：“Your Kid Could Not Do This, and Other Reflections on Cy Twombly.”

 

 

本文节选已经发表于《新世纪》，请勿转载。

 

 

 

 

 

 

 

 

 

 

 

        崔建平的ID和笔名是“加肥猫”，名不如其人，不仅不肥而且健美，没有猫的媚像倒有些侠客风神。他喜欢文学，偶像是村上春树，当然不那么温柔的硬汉派侦探小说也是他的床头书；他喜欢网球，偶像是费德勒，不过游泳和跑步也是他的日常项目；他喜欢古典音乐，偶像是莫扎特，家里置办了PMC，可是严肃的音乐会上也会经常打盹；他的拿手菜只有西红柿炒鸡蛋，这不妨碍他好吃成瘾，对红烧猪蹄、辣大肠、羊肉汤等重口味尤其来者不拒。按理说，有妻有子、也到了奔四的年龄，很可以被娇嗔地叫做“大叔”了，不过他的心理年龄可能还在顽童阶段徘徊：两分自恋，两分自信，五又二分之一自得，只有一点点惶惑和悲观出现在不太经意的时刻。他的谋生饭碗是媒体人，每天的工作是写一些正八经儿的宏论，“不消说，是充满了正义感与责任感的那种，硬邦邦的，掷地作金石声。吃饭时读会消化不良，如厕时读会引发便秘”，因为对职业文字深感内疚、为了弥补“过错”，他才发表了三本向加菲猫生活方式致敬的小书，分别是《三分之一的加菲猫》、《世界是我的床》、还有这本《你好，小确幸》。
　　
　　《你好，小确幸》的封面那是相当的“幼齿”，鸟，鱼，猫，蜥蜴，甲虫，喷壶，钢琴，摇椅，果树，蒲公英，特别是那个头戴草帽、手拿捕网、斜背着书包的小男生，清新得一塌糊涂。一眼望去，也就是那种无伤大雅、无关痛痒的情趣小书。我是在翻完内容之后，回过头来，才在装帧设计的各处发现了一滴巨大的眼泪。都说世界这么乱装纯给谁看，可是在末世般的喧嚣浮躁里，有一只屎壳郎努力地搜集着粪球，自己尝了觉得是好的，就努力向过往的同类们推介着。这些微小的、确定的、易碎的、在别人看来可能不值一提的幸福啊，在莽莽苍苍的人生背景之上闪烁着微光，天真使世故掩面哭泣。在此处，有种让人耸然动容的东西，反倒是历经沧桑的心灵更容易领略吧。
　　
　　实话说，在我还是一个“愤怒青年”的岁月里，《你好，小确幸》必定不是我的心头所好。在那时，契诃夫的《醋栗》给我的震撼特别巨大。故事里的尼古拉·伊凡尼奇是个小职员，一生的理想是拥有一个小小的、栽种醋栗的田庄，通过省吃俭用、甚至通过变相掠夺妻子的财产，他终于实现了这个理想。当自家醋栗第一次成熟的时候，他把果子放进嘴里，那副神态就像一个小孩子终于得到了自己心爱的玩具。此时他是一个幸福的人，但却是一个像猪一样的幸福的人。契诃夫借故事中尼古拉的兄长之口议论说：
　　
　　“我心里琢磨：实际上，心满意足的幸福的人是很多的！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压抑的力量！你们看看这种生活吧：强者蛮横无礼，游手好闲，弱者愚昧无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到处是难以想象的贫穷，拥挤，堕落，酗酒，伪善，谎言……与此同时，每一个家庭和每一条街道却安安静静，人们心平气和。在城里五万居民中，没有一个人会大声疾呼，公开表示自己的愤慨。我们所看到的，是人们上市场采购食品，白天吃饭，夜里睡觉，他们说着自己的生活琐事，结婚，衰老，平静地把死去的亲人送到墓地。可是我们看不见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看不见在幕后发生的生活中的种种惨事。一切都安静而平和，提出抗议的只是不出声的统计数字：多少人发疯，多少桶白酒被喝光，多少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这样的秩序显然是必需的；显然，幸福的人之所以感到幸福只是因为不幸的人们在默默地背负着自己的重担，一旦没有了这种沉默，一些人的幸福便不可想象。这是普遍的麻木不仁。真应当在每一个心满意足的幸福的人的门背后，站上一个人，拿着小锤子，经常敲门提醒他：世上还有不幸的人；不管他现在多么幸福，生活迟早会对他伸出利爪，灾难会降临——疾病，贫穷，种种损失。到那时谁也看不见他，听不见他，正如现在他看不见别人，听不见别人一样。可是，拿锤子的人是没有的，幸福的人照样过他的幸福生活，只有日常生活的小小烦恼才使他感到有点激动，就像微风吹拂杨树一样。一切都幸福圆满。”
　　
　　是的，在当时，我觉得我应该做那一个拿锤子的人，猛砸加肥猫这类人的后背。我祖父辈和父辈的那代人，俄苏小说的忠诚粉丝，在同样的思想影响下，批判灵魂中的私字一闪念，认为“幸福在于更伟大的事业”，为了这样的终极幸福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哪怕革命会碾碎社会中间层那批小人物的美梦。而现在，我不作如是观。我对人性、社会和政治理解得越深，我对精神洁癖也就越没有好感。像加肥猫这样的生活，有点小自恋、小幽默、小可爱，经常被3秒到3分钟的小确幸击中，对他人不一定有益，对社会绝对无害。假如生活迟早会对他伸出利爪，灾难、贫穷、种种损失始终在觊觎着他的幸福，那么让他享受这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本是天经地义。鲁迅老先生说中国从来就不缺脊梁，我信，可是中国的肌肉是不是有弹性、是不是丰盈、是不是健康呢？有铁肩的去担道义，有妙手的来写文章，社会中的大多数、被视为芸芸众生凡夫俗子的这群人，搜集几粒粪球、收获一些醋栗，沾沾自喜、自娱自乐，也没什么不好。
　　
　　差不多是基于同样的道理，我喜欢豆瓣这个神奇的网站，因为此处参差百态，高雅、端庄、正义与低俗、调侃、自私一道，和谐相处、没有界限。有一个帖子叫作《哪怕我变成一个庸俗女子，我也不能忘记》，推荐的人已近2万，形象地勾画出豆瓣大多数的耽迷物欲、格调不高，可是so what？
　　
　　我很确定、并且很有幸福感地指出：我参与主持的“民工继续养猪”小组，即便在豆瓣神组里也算是一朵奇葩。本组卧虎藏龙，大神众多，不少成员在其他组里也是左愤右愤、义正辞严，但是在本组里，却都有一种任沧海横流就是不显英雄本色的、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劲儿，按照桃花组长的阐释，“以不正经为荣，以严肃为耻，以闹闹嚷嚷为荣，以嗫嗫嚅嚅为耻。”作为本组里的一介普通民工，在组外创建了“小确幸”堂口的加肥猫，其实很能代表本组精神。
　　
　　
　　唉，如果中国有两亿加肥猫，我们一定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让幸福来得更猛烈些吧。
　　
　　
　　
　　
　　作为猪组的三位猪长之一，我对组内民工“加肥猫”的新书《你好，小确幸》负有义不容辞的推介之责。本来还心生踌躇，怕文字太烂有辱使命，可是看了他自己的破烂软文（http://book.douban.com/review/4964615/），顿时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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